一所高校的外事接待费就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规模，这无疑会令纳税人感到痛心。尽管这种说法遭到校方否认，但负责外事活动安排的国际合作部部长助理居然不知道本校外事接待费的具体数额，我想原因可能只有两种，要么是刻意隐瞒，要么是极不负责。这两种原因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对公共财政用于高等教育的投入缺乏有效监督，致使高校财务开支成为公众无力甚至无资格解开的谜团。 

　　北京大学外事接待费数额露出冰山一角，源于《海淀区“十一五”时期顶级酒店发展规划》的可行性论证。目前海淀区在建、待建的高星级标准的酒店多达２３家。这些雨后春笋般生长的高档酒店，无不针对中关村密集分布的高校。“外事接待费用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规模”的北大，对高星级酒店经营者而言显然是一块肥肉。并不是说诸如国际学术研讨等外事活动就理当与高级酒店无缘，但是，当高校外事接待已经成为催生一个地区高端酒店产业的主要动力时，公众有理由质问，到底是谁赋予了高校管理者如此奢华铺张的权利。 

　　和政府自身的运行经费一样，公立高校的运行经费同样由公共财政支撑。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将财政收支情况包括行政成本向人大常委会作出说明。但是，高等院校在财务收支方面，却根本没有报告制度，甚至没有总会计师制度，致使高校管理层自由支配公共财政资金的权力和不计后果的投资冲动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诚然，在享受公共财政投入政策的倾斜方面，并不是所有的高校都像北大那样备受恩宠。我国高校贷款已逾２８００亿元，相当一部分公立高校并不具备还款能力，面临破产之虞。但债台高筑的财务状况，并没有促使高校自觉养成精打细算的习惯。一面是破产危机，一面是大手大脚不止，就是相当一部分高负债高校的运行现状。这也难怪，因为在办学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高校债务的最终买单者还是公共财政，高校管理者凭什么要忧心忡忡呢？ 

　　公共财政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和产出，决不只是高校内部的事情。财政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于高等院校的投入，应该公之于众。高等院校对于国家投入的具体使用情况和效益，也应该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和向社会公布。唯有如此，以公平和效益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才能得以建立，高校才不至于成为奢侈浪费和贪污腐败的重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