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至30日，广东省公安机关“三基”工程建设现场会在深圳召开，深圳一年内建成20万余摄像头“千里眼”覆盖全市令同行吃惊。（4月1日《北京青年报》） 
　　 
　　深圳之所以成为“三基”工程建设的“好榜样”，其最大的亮点是，20万摄像头在没有动用公共财政的情况下，完全通过社会筹集资金的方式，并在一年内“闪电般”地建成。难怪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申少保现场“揭秘”说：“借鉴伦敦用社会筹资建设的模式，财政几乎在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完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 
　　 
　　看来，深圳电子防控工程建设经验并不是独创的，是大胆与国际接轨，借鉴了西方国家成功运作方式。然而，笔者从整个报道发现，所谓的“伦敦经验”只不过是领导的只言片语，其来龙去脉并不清晰可见。 
　　 
　　不过，有一点倒清楚，而此番深圳设置的电子工程，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因为它是以“红头文件”的刚性形式，让企事业单位和社区民众“认领”摄像头任务。尽管文件中强调“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但这其中还不乏透露出有强行摊派的性质。不难想象，在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帜下，有市委、市政府的“大红公章”，再加上当地公安机关的加劲督促，这项工程顺利实现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笔者并不赞同深圳市的做法，原因是，既然电子防控工程是为公众利益而推行的，其经费应该来自公共财政，而不是任何人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参股”。只有保持经费来源“纯洁性”的品质，保持经济上不受任何人或企事业单位的控制，才能保障公共权力的公共属性。否则，公共权利很可能被滥用与私有化。 
　　 
　　此次深圳电子防控工程共筹集社会资金高达上亿元。但是这些企业单位或个人，“自愿”捐助资金给公安机关，他们又会得到什么回报呢？这正是令人担忧之处。如果这些“参股”者今后有违法问题，公安机关能否秉公执法？而那些不“参股”的单位和个人在触犯法律时，能否受到公安机关的一视同仁、公正对待呢？ 
　　 
　　即便我们不对深圳市筹集资金的单位或社区公众，抱有任何质疑态度，但是，这绝不能成为公权力可以让人“参股”的理由。如果我们承认了企业事业和个人为公安部门出钱安装“电子眼”的正当性，那么，极有可能所有的公共管理部门都会以相同的方式，找单位或个人“参股”。在这种情况下，必将有无数的个人和单位，以及天文数字般的资金，注入公共管理部门。而这样，公共权力就会变成彻头彻尾的“股份制”，从而导致公共权力成为金钱的“奴婢”，所谓的社会公正也就成为“参股者”手中的玩偶。 
　　 
　　更让公众忧虑的是，一旦“深圳经验”成为各地仿学的对象，一些公共管理部门原本由政府埋单的公共产品，都将会顺理成章，并理直气壮地转稼给纳税人。假如某地一年中有一两个像深圳的所谓“德政工程”或“民心工程”，那里的企业单位和公众的经济负担，无疑将不堪重负。 

来源:红网
作者:吴睿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