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消费者因为相信名人代言才购买产品，许多厂商因为名人有号召力才耗巨资请其代言，名人更从代言中获得巨大收益——名人当然要为其虚假代言受到处罚。这在法治国家是一个常识，法国一电视主持人就曾经因为做虚假广告而锒铛入狱，好莱坞一演员也因做虚假广告被罚５０万美元。如今名人代言广告充斥荧屏，可我们的《广告法》却处罚不了这样的无良明星，这是多大一个法律漏洞！ 

　　“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这么大的漏洞，为何罕见政协委员建议对广告法进行修改，或即使有人提出也很少引起共鸣？这与某些名人、明星本身就是政协委员有一定关系，从巩俐到吴小俐，从陈道明到杨澜，他们本身就为各种产品做着代言人，拿着天价的代言费，当然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了！ 

　　名人一再从代言丑闻中成功脱身，竟然有人能持续从一种错误行为中获得巨大利益，竟然有人只享受利益而不承担相应责任，这是法治国家所不能容忍的事情。 

　　１８８９年，美国纽约州法院接手了著名的里格斯诉帕尔默一案，法官在此案中面对的问题是若继承人杀害了被继承人，则遗嘱是否依然生效。当时法律对此并无相应规定，有法官认为既然法无规定应判决遗嘱生效。而伊尔法官认为不应拘泥于法条的文义，而是主张透过“白纸黑字”寻找立法者的意图。于是，他依普遍法中“人不能从其错误行为中获益”的基本原则，判定应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法院最后采纳了伊尔法官的观点。 

　　为虚假广告代言，为产品提供虚假、夸大的证言，产生了误导消费者的结果，这显然是一种错误行为——容忍名人这种行为，是在向社会传播一种法律可以纵容“人从其错误行为中获益”的恶劣暗示。这种不良暗示会对法律公信和社会道德产生很大的消解作用。 

　　一个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社会，绝不能容忍任何人只享受某种利益而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媒体有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权利，但必须承担客观和真实的责任，不能侵犯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等；人有传播信息的权利，但如果传播的是谣言、说的是谎言就要承担责任——法治社会中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上至高官下至乞丐，没有任何人可以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而显然，法律容忍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就是容许他们可以不受约束地随意夸张一种产品的好处，可以从一种行为中获得巨大益处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这只能置法律于失信的境地。 

　　总之，我们已经到了补上名人代言虚假广告这个法律漏洞的时候了。